李玉宝：明代文学人口的壮大与书业生产的繁盛
摘要 ： 作为生产消费链条的明代文学人口是科举选拔机制成熟、商品经济发达背景下市民阶层壮大的产物。明代生员及存世文学作品的数量、书业从业人员及俗文学人口的受众相较以前各代是最多的。文学人口的空前壮大是明代书业繁盛的重要前提，也是其发展壮大的“发动机”；而书业生产的繁盛为壮大了的文学人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文化商品。
一 、 明代文学人口及文学类书业
与足球人口和足球人才成正比一样，文学人口的多寡也与文学的盛衰密切相关。这里所说的文学人口是指参与到作为消费产品的文学的整个生产过程并接受其成果的文学群体，即它不仅指文学作品的创作者，还包括传播者及作为产品链条上重要一环的阅读者。“创作者”指生产了诗、文、戏曲、小说等文学体裁的脑力劳动者，其中的“文”涵盖魏文帝时代所有文章最初分体的“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之四科八体，也包括后来晋唐宋元明时期作为八体衍生物的其他数十种文体，如策、疏、表、序、记、传及碑铭、祭文、行状等（虽然进入20世纪后，随着中国文学由古代向近代转型，作为广义文章学的“策、章、表、奏、疏、议、碑铭、行状”等旧体文章，已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功用和价值，但在近代以前它们都是文学作品）。“传播者”既包括对文学作品进行策划、编辑、排版、刊刻等的刻书业人员，也包括专门以图书的运输、销售为职业的书业“下游”人员。“阅读者”在明代是一个具有全新外延的文学群体，其外延除了以传统的诗、赋、词、文等雅文学为阅读对象的读者外，也包括以新兴的戏曲、小说等俗文学为阅读对象的文学爱好者。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在中国历史上文学人口最多的时代是明清时期。道理很简单，中国宋代以前（含宋代）的文学无论是传统诗文还是作为诗歌变体的词（又称诗余）总体上是贵族文学、士大夫文学，是雅文学，它们的创作者和受众也都局限在宫廷、士大夫和士绅中间，受传承载体的限制，它们远没有下移至普通百姓中去。作为普通百姓和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小说、戏曲在宋以前还没有成为成熟的大众文学形态，唐五代文言小说虽是中国文言小说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一座高峰，但它与普通百姓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关联，自然也难以引起普通百姓的兴趣。倒是发端于唐代的“说话”直接导引了宋代“说话”的发展和兴盛，据张兵先生《宋辽金元小说史》载，目前存世的宋辽金元小说话本50余篇，讲史话本8种，还有说铁骑儿和说经小说话本5种。[1] 与元代杂剧的受众一样，宋元白话小说的受众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读者，他们是一群用耳朵“阅读”的受众。
而这一情况到明清时期却有了质的改观。明清时期不但文学作者群体数量庞大，且随着教育的普及，文学重心进一步下移，以小说、戏剧等为代表的俗文学强势崛起并成为整个文学人口中最广泛的消费对象。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科举选拔体制的成熟、雕版印刷技术的进步、商品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这几个因素是文学人口飞跃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因。印刷技术的成熟和进步使人类文明成果得以高效地普及和保存下来了，不论是诗文等雅文学，还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学，都得以十倍、百倍地保存在官私藏书机构中。同时科举制度的成熟和完善造就了数以万计的创作人才，而商品经济的繁荣，直接引起了以戏曲、小说等文学样式为消费对象的俗文学的接受队伍——市民阶层的壮大。从经济学角度看，市民阶层的壮大为俗文学的产生和繁荣提供了最基本的生产动力——消费需求，并使文学人口成倍甚至数十倍增长。
在创作群体和消费群体中间还存在一个数量巨大的图书生产机构——书坊。今人一般将明代刻书分为官刻（含中央刻书、藩府刻书、府州县刻书）、坊刻和家刻三种类型。官刻机构，宋元即有，明代最盛。中央南北两监、钦天监、太医院、司礼监、六部等中央部门大都刊行与本部业务有关的书籍。地方官刻中各省布政司、按察司和很多府州县也都刊刻书籍。官刻书坊也刊刻了一些文学类书籍，如史传类图书、诗文集等，但这些文学类书籍主要不是为了牟利，而是为了官方使用及赐予各地藩王等。坊刻和家刻才是文学类书籍生产的最主要阵地。坊刻和家刻在刊刻品种及生产目的上又存在很大差别，坊刻既刊刻诗文集（主要是名人作品），也刊刻戏曲、小说等通俗性作品，其目的在于牟利；而家刻则主要刊刻诗文集等雅文学作品，其目的在于保存文献，而非营利。家刻本一般较坊刻本为胜。
书业是图书生产、流通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是人类精神产品向物质商品转化的桥梁，没有它就不会有明清文学商品的海量涌现，也就难以产生数以百万计的、对精神产品的再生产起推动作用的消费者。一句话，明清时期的书业生产为文学消费人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文化商品，而文学人口反过来又刺激了消费，激励着雅俗文学作者去生产更多适合读者需求的有价值的精神产品。
二、明代文学人口的壮大如上所述，文学人口由三部分组成，即文学创作者、传播者和阅读者。明代文学人口与科举制度初创、版刻技术稍欠发达的唐宋相比有了极大提高，造成这种结果的最直接原因是成熟的科举选拔机制造就了大量雅俗文学创作者，最根本原因则是明代发达的商品经济造就了难以计数的俗文学受众群体，笔者拟以对比的形式就明代文学人口略做梳理。
1.唐宋明三代学校生员概述
唐代教育发达，中央及地方州县均设学校（市镇学和里学未见规定）。据《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一》，唐朝全盛时全国有州360，县1557。户口峰值在天宝十一年（752），当时户为8937792，口为59975543，即全国总人口接近6000万。[2] 开元、天宝间，中央学校系统为六学二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弘文馆、崇文馆，玄宗时增设崇玄学、医学），“学生多达八千余人”。[3] 地方学校系统包括京都学、都督府学、州学和县学四级（太宗间，都督府裁撤）。全盛时期地方学校总生员“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太史历生三十六人，天文生百五十人，太医药童、针咒诸生二百一十一人”。[4] 即同一时期全国生员7万余人。但唐朝中后期因政治腐败，财政困难，社会动乱，国家控制地区较全盛时期减少很多，此7万余生员是全盛时期的数目。
宋代教育普及程度较之唐代有较大提高。国子学对生员身份品级的限制放宽了，规定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皆可入国子学，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及庶民之俊异者皆可入太学。太学实行三舍法，后“太学上舍（生）至三百人，内舍（生）六百人，外舍（生）三千人”。太学外，中央为八品官员及庶民子弟设立有小学、算学、医学、书学、画学和武学等专门学校。另，“元祐间，置广文馆生二千四百人”。除中央学校外，宋代地方州郡在仁宗初已经开始设立学校。“（崇宁）三年，始定诸路增养县学弟子员，大县五十人，中县四十人，小县三十人。”[5] 徽宗时期宋代州县生员“总天下二十四路，教养大小学生，以人计之，凡一十六万七千六百二十二”。[6] 这167622人是官学机构生员。除官学外，宋代私学颇盛，如家塾、蒙学等。书院亦是宋代地方教育的重要补充形式。书院始于五代而盛于宋，初由私人设立，后期多被地方政府控制。私学人数亦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明代学校建制较之唐宋更加完备，除中央的国子监及地方的府州县学外，还有宗学、社学、武学等机构。对于国子监生员，张光莉认为明最盛时，“国子生之数达数万人”。[7] 宣德时规定，地方学校中在京府学60名，在外府学40名，州学30名，县学20名。成化时期捐资入学例开，以后生员成倍甚至十数倍增长。明代建制府140，州193，县1138；羁縻之府19，州47，县6，[8] 据此推断明代府州县生员在数十万人。顾炎武即认为明代后期全国在庠县生员当不下50万人（此数不含府州生员）。[9] 这一数字还不包含市镇、里中社学在校人数，如果加上市镇、里中生员学生数量，则明代学生总数会更多。方志远认为如果加上社学、里学的生员数，明代后期曾经接受过一定教育的明代市民当不下100万人。[10] 这个数字是可信的，因为明代教育已十分普及了。
总之，明代官学生员和私学人数较唐宋两朝都有极大增长，其原因即在于教育日益引起统治者和庶民阶层的重视。统治者以科举取士，而科举生员大都经由学校产生，故自唐至明，教育日益普及，在学人口日益增长。庶民阶层也以此为晋身之阶，期望有朝一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就大大激发了中下层知识分子的读书、入仕热情。明代读书人数剧增使具有潜在创作能力的文学人口大大超过了前代。
2.由文学作品看唐宋明三代文学人口成长概况
有唐一代289年间共举行科举考试266次（中有一次作弊废除，两次未见录取人数，故有效科举263次），每年赴京应试的士子1000多人（中有相当数量的数次应试者），“共录取进士6637人”。[11] 除进士外，唐代明经科录取的名额较进士多很多，开元年间“每年明经及第的人数在七八十人。唐后期录取数更多”。[12] 唐代明经中试者当在2万~3万人。宋代科举取士较唐代增加很多，两宋进士有多少呢？傅璇琮认为“两宋共举行一百十八榜科试，各种科目登科人数，以文科而言，当在十万人以上，即以进士而言，有四万二千余人”。[13] 正因为宋代进士数量远超唐代，故宋代诗人数量也大大超过唐代。清康熙年间曹寅、彭定求主编《全唐诗》总收诗人2200余家，而《全宋诗》收诗人“不下九千人”。[14] 唐宋文学家虽多，但唐宋文学总体上说是精英文学，是雅文学，以白话小说、戏曲为代表的俗文学并不发达，故唐宋两代文学人口基本为诗、文、词等雅文学创作者及以科举仕途为人生旨归的在校生员。
有明一代，文学人口究竟有多少？虽然难以提供一个具体数字，但我们可以从三方面一窥端倪:首先为全国在学人数，上文已有具体数字，此不赘述；其次为存世文学作品的数量；再次为文人学者记载的当时读书盛况。下文就第二、三方面进行分述。
刊行于清顺治九年（1652）的《列朝诗集》和康熙四十四年（1705）的《明诗综》是了解明代诗文状况的最重要的两部诗歌总集。据统计，《列朝诗集》全书81卷共收诗人1743家，诗24060首，去掉标为无名氏、神鬼和外国作家的，实收明代诗人1685家；明朱彝尊《明诗综》100卷共收诗人3334家，诗10178首，去掉藩属国诗人、无名作家、神鬼诗人，实收明代诗人3155人；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32卷著录明人诗文别集达5252部，除去外国的23部、重复的22部，尚有5207部，即黄氏一书收录明人作家5207人。李时人教授数十年来一直从事明代文学研究，据其估计，“明人有诗文作品存世者至少有20000人”。[15]这一数字恐怕也是保守估计，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统计，两直及全国十三行省共有进士22362人（此一数字并不包含卫所中试者1000多人）。这两万多进士一般都会有策、论、疏、表、序、跋、记、书、诗、传及墓铭、祭文、行状等文字留下来，这些文字即所谓的雅文学。除此之外，大大高于进士数量的举人、秀才、诸生及山人作家、闺秀作家、方外作家等也有大量的诗文作品产生，他们的作品尽管并不会完全流传下来，但这部分作家在当时是比进士阶层更为庞大的作家群。《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分经、史、子、集、丛五部分，共收明代善本经部2240种，史部5504种，子部6764种，集部8285种，丛部249种，合计23042种。除去复本和稿本，实得明代著述18621种。[16] 另有学者统计，现存唐文集278种，宋文集347种，辽金文集100余种，元文集324种，而明文集就有2000多种，几乎是唐、宋、辽、金、元诸代总和的2倍。[17]
明代中后期俗文学创作队伍的壮大为明代文化消费社会的良性运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文学产品。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心学思想流布，明代自武宗朝开始，士人与朝廷的离心倾向日渐扩大，表现之一即越来越多的士人参与了对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理论推扬、实践创作甚至刊刻传播。李贽、徐渭、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臧懋循、李开先、何良俊、陈继儒及王骥德等都曾通过评点、序跋甚至专著的形式高度肯定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俗文学作品，而名人评点具有很强的广告效应，对该类作品的普及影响极大。尤其李贽以明后期思想领域泰斗身份将《西厢曲》《水浒传》抬至与“圣人之道”并列的“皆古今至文”的历史高度，影响至为深远。[18] 明代后期，很多士大夫案头床前必置“三言二拍”、《金瓶梅》《绣榻野史》等类书籍，如袁宏道、谢肇淛等部分士大夫即对《金瓶梅》赞不绝口。除了理论宣传外，以汤显祖、冯梦龙、李开先为代表的士大夫及以凌濛初、邓志谟、王世茂、陆云龙、毛晋、熊大木、余象斗为代表的下层文人也都加入俗文学的创作和传播中来。故当时曲学家王骥德说:“自缙绅青衿，以迨山人墨客，染翰为新声者，不可胜记。”[19] 部分士大夫和下层文人加入俗文学的宣传、创作和传播中来，是明代文学人口发展、壮大的基础动因，它为明代消费社会的形成和良性运转从源头上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潜在消费品。
以上文学人口并不包含以俗文学为消费对象的“城市知识分子”。方志远认为明后期接受过一定教育的市民不下100万人。明代后期全国人口约为1亿，城镇人口占1/20~1/10，即500万~1000万，则这不下100万受教育者占到了城镇人口的1/10~1/5。统而言之，这不下100万的知识分子当为“士农工商”中的“士”这一阶层，还不包含具有一定知识的“工”和“商”阶层。恰恰是“工”和“商”这两个阶层担当起了文学作品和消费品之间的中介——制作者及传播者。据《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载明代刻书者有4670人。[20] 这一数字并不包含书业中粗识文字的手工业者，据《明会典》载，嘉靖十年（1531）核查司礼监有工匠1583名，其中专门刻书者为牋绕匠62名，裱褙匠293名，折配匠189名，裁历匠81名，印刷匠134名，黑墨匠77名，笔匠48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计1275名。[21] 仅一司礼监刻书工匠即超千人，全国刻书业工匠数量可想而知。以售书为业的书商数量也相当可观。[22] 工商业者必定属于俗文学消费人群。
3.明之学者著述中的文学人口盛况
江南艺文化社会发端于唐宋时期，但真正形成规模却始于明代，这与明代人口数量、经济规模有直接关系。一些文人学者的文集也留下了当时文学人口兴盛的记录，兹略举数例:
我朝吴、楚、浙、闽之士娴于文辞，泽于道德，束发童儒辄抵掌而谈三不朽，家弦户诵，烂然擅四方之楷，即汉世朱崖郡议，欲摈而不收者，于今亦多魁士焉，而齐鲁顾寥寥也。[23]
概观㝢宇，若南都之苏、松、常，浙之杭、嘉、湖、宁、绍，豫章之南吉，闽之漳泉。乡会入彀之士往往一邑而当一郡，一郡而当数郡，岂官禄支干尽产东南诸郡哉？正以东南诸郡家弦户诵，父兄师友之所渐磨，虽中材亦易成。[24]
（松江）衣食饶洽，人尚艺文，居民得以耕织自足。而僻处海隅，无通都绮丽之习，盖淳如也。今年文风尤甚，家诗书而户笔墨。 [25]
除雅文学兴盛外，明代俗文学人口较之雅文学人口成倍甚至数十倍增长。明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沉浸在小说、戏曲等通俗读物的狂热中，上至帝王（武宗、世宗和神宗等都爱阅读小说）、士大夫，下至普通市民，均对之如醉如痴。目前已知存世的明代三大通俗读物中，《三国演义》有28种刻本，《水浒传》有14种刻本，《西游记》有9种刻本（如果加上散佚版本，这些数字还要高）。[26] 畅销书的数十次出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晚明消费人口的庞大。明人叶盛《水东日记》记载:“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玉（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呆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甚者晋王休征、宋吕文穆、王龟龄诸名贤，至百态诬饰，作为戏剧，以为佐酒乐客之具。有官者不以为禁，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警世之为，而忍为推波助澜者，亦有之矣。”[27] 清人钱大昕论及当时盛况时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28] 整个社会无不习之、无不闻之，可谓盛况空前。
总而言之，明代文学人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这一盛况的出现，与科举制度的发达、市民阶层的壮大、俗文学的兴盛和文学重心的下移等密切相关，尤其与明代书业的繁盛互为表里、息息相关。
三、明代文学类书业的繁盛
明代是中国印刷事业的鼎盛时期，刻书业非常发达，其刻书地区之广、机构之多、数量之大、工艺之精都远远超过了它以前的各个朝代。学者论及明代刻书之盛，必征引明后期学者胡应麟的论述。胡氏在《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中说:“（明代）凡刻书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 [29] 从胡氏所述可以看出，明代中后期刻书业非常繁盛，刻书中心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而最大的刻书中心有三个:苏州、杭州和建阳。与刻书业兴盛相伴的是图书流通异常发达，全国已经形成了四大图书交易中心，如胡氏同书云:“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这四大图书流通中心和全国各地的刻书中心（刻书地其实也是交易地）一道构成了遍布各地的图书销售网络，使中晚明图书刊刻、流通和销售十分发达、便利。
1.官刻书业是文学类图书生产的有益补充
如前所述，官刻机构并不以刊刻文学类书籍为主，但它是文学类书籍生产的重要补充形式。官刻机构中的南北两监（国子监）刊刻图书最多，其中北监刻书的数量和质量较南监都逊一筹，万历后期周弘祖《古今书刻》载北监刻书仅41部，不及南监1/6。[30] 表1所示，南监刻书总计443种，其中诗文集56种，占总数的12.6%。
表1 明代南国子监刻书种类及数量[31]
内府中的司礼监经厂是明代重要的刻书机构，其刻书当在200种以上（其中100余种为“御制书”）。这200多种内，《十三经》、“二十一史”、佛藏、道藏、蕃藏各一种，这几部书都是皇皇巨制。一部《道藏》即有122589页，《藏文大藏经》有150074页，《永乐南藏》有188002页，规模实在惊人![32] 地方官刻书籍数量亦巨大。故明嘉、万间学者陆容（1436—1494）谈到地方府州县刻书盛况时说:“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已。……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33] 窥斑见豹，地方官府刻书规模可想而知!“藩刻”也是明代书业中一支重要力量，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根据各家著录及国家图书馆所藏，总得藩府刻书252种；[34]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统计为43王府，93人，430种。[35] 官刻图书从内容上看，多是经、史、子、集四部内的经典及日用类图书。它虽不以文学类图书为主，但由于它拥有宋元旧椠底本，且经济雄厚，故官刻文学类图书多为精本。
2.坊刻是俗文学作品得以保存的主要力量
私刻中的坊刻是明代刻书业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明代坊刻以建阳最为有名，明代建阳书坊总量多达229家，刻书451种之多。建阳所刻内容十分广泛，经史子集无所不包，数量巨大、传布广泛、影响深远，但也得承认，建阳所刻之书，质量最下，后人诟病最深。明代苏州书坊当在160家左右，刻书约为300种。杭州的刻书地位虽较宋元时有所下降，但仍是全国重要的刻书和流通中心，张献忠认为杭州有可考的书坊至少89家。南京可考的书坊有152家，其中最著名的刻书超过20种以上的9家书坊刻书即达900多种、2617卷，推而广之，整个南京刻书数量可想而知。明崇祯间曹溶说:“近来雕版盛行，煤烟塞眼，挟资入贾肆，可立致数万卷，于中求未见籍，如采玉深崖，旦夕莫觊。”[36] 可见晚明刻书业之盛。坊刻图书既有以精英阶层为主要受众的经史子集等雅文学，也有以粗通笔墨的市民阶层为主要受众的戏曲小说和日用类图书，还有以在校生员为主要阅读主体的科举考试类用书。现今存世的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作品多赖坊刻得以保存下来。表2颇能说明坊刻在明代刻书业中的地位。
表2 明代苏州坊刻图书种类及比重[37]
3.家刻是明代诗文等雅文学生产的主要力量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家刻这支生力军，就不会有现今存世的数千种明人诗文集。“立言”不朽思想是明代私刻兴盛的内在动因。儒家之“立德、立功、立言”不朽思想对士大夫影响极为深远。而在“三不朽”中，“立言”是最容易做到的。故自汉代“文学的自觉”之后，文人都有刻集行世的思想，明人亦不例外。士大夫于此尤其热衷。唐顺之在描述当时文集盛行时说:“宇宙间有一二事，人人见惯而绝是可笑者，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饮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无，虽汉唐以前，亦绝无此事。”[38] 有明一代，凡做过官的基本上都刻有文集，这就是官场上流行的“戴纱帽而刻集，例也”。[39] 明代官场另有一种风俗，即翰林初上任或官吏奉使出差回京时，必出己俸刻一部书稿送署中书库备存，或以一书一帕赠送友人，谓之“书帕本”。这种风气更助长了士大夫私人刻书之风的盛行。明人于刻集之热衷，不惟士大夫如此，一般粗知文墨者对此亦心向往之。明成化时南安知府张弼即曰:“当世操觚染翰之子，粗知文墨遂栩栩然自命作者，裒然成集，梓而问世。究之，瑜瑕不掩，为有识者所窃笑。”[40] 对此，叶德辉说:“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尽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41] 叶氏所言，道出了明人刻集传世思想的殷切及文集的繁富。
家族内浓厚的维系家声思想是家刻兴盛的重要原因。自科举兴盛后，唐宋士绅阶层日渐壮大，对中国基层社会影响深远。为了维系家族声望不坠，后世子孙大都积极刊刻先人著述用来增强本家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吴地豪门大姓灿若星辰。无锡华氏家族历史悠久，家族文化深厚，是吴中地区文学世家大族。入明后“益昌以炽……其从事于文学者，袭儒衣冠，率尝百人”。 [42] 据清代华嘉植《华氏文献略》记载，仅活动于嘉靖年间的无锡华氏文人的诗文集即多达40余种。 [43] 这些诗文集，多是后世子孙积极奔走辑录、刊刻的结果。松江朱察卿家族是明代云间望族，“朱、张、顾、陆”四大巨族，“朱”居其首。王穉登在为朱察卿所作传记中说，“先生而上七世攻《诗》，六世《易》，五世《春秋》，四世隐逸，三世二世一世皆通显”， [44] 朱察卿的几个儿辈、孙辈也是享誉松江的文学家，朱氏一门八世都有诗文集行世，且均为家刻本。松江张弼家族也是当时的文化世家大族，张弼行书、草书俱佳，诗文多不留稿，故其卒后子孙搜罗颇为辛苦。其子张弘至孜孜以求，历时30年始克付梓，然遗漏颇多。后张弼五世孙张以诚（万历进士）、七世孙张世绶（康熙进士）又多方捃拾，分别做了补刻。自张弼去世（1487年）至较为完备的康熙刻本（1697年）付梓，张氏后人整整搜辑了210年!且在道光年间，张氏后人进行了最后一次刊刻。家族后人搜罗先人著述时都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在辑录、刊刻先人著述时复兴家族的愿望十分强烈，因而态度极为虔敬、恭谨。张弘至家刻小序说:“非其有而冒之，非夫也；湮所有而弗章，非子也。” [45] 另明代中后期，闺秀作家日渐增多，朱彝尊编选《明诗综》收录明代女作家89人，钱谦益辑选《列朝诗集》收录明代女作家138人。这些女作家中很多人刊刻有诗文集，其集基本为家刻本。家刻本大都版刻精良，能较为完好地保存下来。
构建地域文化的桑梓情怀是明代诗文集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学因时而变，因地而异。文人生于斯，长于斯，必然有很深的故土情怀。于是，奖掖后进、整理乡邦文献便成为他们的自觉追求。江南地区自唐以后，经济文化已超北方，环太湖流域、南方赣闽地区均为文化昌明博大之地。以吴中为例，文献汗牛充栋，为历代全国之最，这与士人构建地域文化的自觉是分不开的。谈到苏州士风时，何良俊很是感慨:“苏州士风，大率前辈喜汲引后进，而后辈亦皆推重先达。有一善则褒崇赞述无不备至，故其文献足征。吾松则绝无此风，前贤美事皆湮没不传。余盖伤之焉。”[46] 其构建乡邦文化的心情是迫切的。另外，袁凯是明初重要诗人，何景明目其为“国朝诗人之冠”，然其卒后50余年即已湮没无闻，诗集亦不见传。后松江士人（或居松为宦者）为使其集不致散佚无传，多方搜辑，曾12次刊刻其《海叟集》!而且，不惟苏松人如此，各地文人学者都抱着“维桑与梓、必恭敬止”的恭谨心态积极整理各地文献。[47] 明人除了辑录出版散佚的文集外，还整理了大量地方诗文总集。《中国古籍总目》内“郡邑之属”著录郡邑诗文总集500余种，其中收录明清地方诗文总集270余种。[48]
四、明代文学人口： 书业繁盛的“发动机”从产品生产和消费规律来看，作为消费终端的阅读人群是文学生产的“发动机”，因为只有有了消费需求，才能进而推动消费各环节向前发展。而消费人群的审美趋向和艺术追求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法国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在《艺术品的产生》中指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丹纳在这里强调了作为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的社会环境的作用，它“决定艺术品的种类”，“只接受同它一致的品种而淘汰其余的品种”。 [49] 这是艺术品生产的规律。而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决定着艺术品的生产和消费走向。学者巫仁恕通过充分挖掘明代方志、笔记、实录和明人文集中的相关资料，认为明代晚期是“中国第一个‘消费社会’形成的时期”。 [50] 这一时期对舆轿文化、服饰文化、园林文化、旅游文化及饮食文化等各领域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其实明代“消费社会”的形成并不始现于晚明，其在正德、嘉靖时期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
明代社会自成化以后商品经济有了极大发展，受此推动，整个社会的审美趋向和消费方式一改以前的质朴尚俭，而趋向慕富尚奢，关于此一点，当时文人学者的笔记及后世史学研究者多有论述，此不赘述。笔者仅在此引述明嘉靖时期诗人、学者陆楫专门论述崇奢黜俭的文章，从理论上说明社会需求氛围是推动文学消费的重要动力:
论治者类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噫，先正有言:“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将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予每博观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也。何者？势使然也。……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豪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谓:“通功易事，羡补不足者也。”[51]
陆楫论述中不但征引孟子等先正的格言，且以苏松等地豪富尚奢进而惠益“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为例，论证自己的理论，可谓有理有据，言之凿凿，颇有说服力。陆楫的崇奢论思想，其实质是当时社会消费领域充满活力、慕富崇奢社会现实的理论反映。可以这样说，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塑造了社会的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受此社会环境的制约，艺术品领域生产着与此相适应的艺术产品，并引领着整个社会的消费趋向。
如前所述，明代文学人口较唐宋时代有了飞跃发展。作为科举制度和商品经济交互作用的产物，这一壮大的雅俗文学创作、阅读群体在社会环境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趋向和阅读需求，如“戴纱帽而刻集”及对俗文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的社会审美心理，而这一社会审美心理形成后，会逐渐转变为具有社会规范性的消费潜意识，即文化消费习俗，它对人们的消费需求起着无形的导引作用。生产消费规律告诉我们，消费需求是刺激生产、活跃市场的原始动力，没有消费需求就不会有商品生产的动机和心理，更不要说商品的扩大再生产了。有了消费需求就会激发起商品生产者的逐利动机和生产兴趣，并在生产过程中迎合消费者的心理，生产出更多、更好、贴近消费者需求的新品种。以明代后期市民阶层对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狂热为例，可以很好地揭示两者之间共生共荣的关系。明代中后期，市民阶层日益发展壮大，他们除了追求物质享受外，也有精神娱乐的需要。在教育普及、版刻技术发达的大背景下，对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趋之若鹜便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这种四民无不习闻的社会现实恰恰是当时中国社会广大民众的观念意识、情绪心理和精神意象在这一文化现象中的反映，它折射的是文学消费人口的庞大；这一庞大人口的消费需求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消费意识而注入了书业生产者的精神世界，从而成为一股强大的内在力量，推动着书业生产者去提高质量、丰富品种。从这一点上说，明代文学人口的壮大是书业生产繁盛的前提，也是维系书业良性运转的内在“发动机”。
▲原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注释
1 张兵：《宋辽金元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引言。
2 葛剑雄：《中国人口史》（隋唐五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页。
3 李新达：《中国科举制度史》，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4 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80页。
5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657—3669页。
6 葛胜仲：《丹阳集》，《丛书集成续编》第102册（沪版），上海书店1995年版，第575页。
7 张光莉：《明代国子监研究》，河南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2页。
8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82页。
9 顾炎武：《亭林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10 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2页。
11 黄亚明：《唐朝的文艺饭局》，《财会月刊》2013年第5期，第3页。
12 吴宗国：《唐代科举应举和录取的人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第17页。
13 傅璇琮：《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序》，《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
14 钱仲联：《全宋诗序》，《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序言。
15 李时人：《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中华书局2018年版，前言。
16 缪永和：《明代出版史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17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2页。
18 李贽：《焚书》，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8页。
19 王骥德：《曲律》，《续修四库全书》第17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0页。
20 杜信孚、杜同书:《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线装书局2001年版，凡例。
21 赵用贤等：《明会典》，《续修四库全书》第7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6页。
22 聂付生：《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修订版），中国戏剧出版社2014年版，前言页2。
23 顾天埈：《顾太史文集》，《四库禁毁书丛刊》第9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24 祝以豳：《诒美堂集》，《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01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676页。
25 陆深：《俨山集·送沈子龙别驾之任汝宁序》，《四库全书》第126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51页。
26 张献忠：《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版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6页。
27 叶盛：《水东日记》，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50页。
28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正俗》，《续修四库全书》第14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98页。
29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丛书集成续编》第10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17页。
30 周弘祖：《古今书刻》，《丛书集成续编》第2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77页。
31 李明杰：《明代国子监刻书考略——补版及新刻图书、底本及校勘问题》（上），《大学图书馆学报》2009年第3期，第86页。
32 肖东发：《从国子监到武英殿的中央政府刻书——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专论之五》（上），《编辑之友》1990年第12期，第70页。
33 陆容：《菽园杂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9页。
34 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239页
35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5页。
36 曹溶：《流通古书约》，《丛书集成新编》第2册（台版），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752页。
37 数字见张献忠：《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版研究》，第137页。
38 唐顺之：《荆川集·答王遵岩书》，《四库全书》第12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8页。
39 管庭芬：《芷湘笔乘》，《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3辑《〈水浒传〉资料专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77页。
40 胡介祉：《张东海诗集文集序》，《张东海诗集文集》，清道光十四年（1834）张崇铭刻本。
41 叶德辉：《书林清话》，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页。
42 袁长尼：《华氏传芳集序》，《华氏谱略》卷首，见《无锡文库》（第3辑），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43 华嘉植：《华氏文献略》，《无锡文库》（第3辑），第661—663页。
44 朱察卿：《朱邦宪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45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64页。
45 张弘至：《家刻小序》，《张东海先生全集》，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嘉会堂刻本。
46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4页。
47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02页。
48 中国古籍总目编委会：《中国古籍总目》 ，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07—997页。
49 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38页。
50 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90页。
51 陆楫：《蒹葭堂稿》，《续修四库全书》第13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40页。
